1.祝辞鸢第一次看到这栋房子的时候以为自己（1 / 2）
祝辞鸢已经好几个月没回这栋房子了。
说长不长，说短不短，刚好够让一切都变得有点陌生，又不至于完全忘记。从这里搬出去以后，家就变成了一个需要“回”的地方，变成了一个和她的日常生活毫无关系的地方，变成了一个她可以完全不去想、却偶尔会突然想起的地方。她与这栋房子之间隔着一段距离，那种距离不仅仅是地铁站数或者公里数可以衡量的。偶尔在地铁上，在公司茶水间接热水的时候，在出租屋夜里醒来盯着天花板的时候，这栋房子会闯进她脑海里。院子里的桂花树。餐厅正中央垂下来的那盏吊灯。楼梯拐角挂着的那幅她从未仔细看过的油画。念头停留几秒，然后消散，像水面上一圈涟漪，荡开，没了踪影。她继续挤地铁。继续加班。继续一个人吃饭，一个人洗澡，一个人躺着刷手机，直到睡意把她拖进黑暗里。
这样挺好的。她对自己说。不用看任何人的脸色，不用猜任何人的心思，不用在饭桌上努力找话说，不用在每一个节日到来之前纠结要不要回去、回去了说什么、不回去又怎么解释。
上一次回来是中秋，继父订了一桌菜，说是家宴，让她务必回来。
“务必”是母亲转达的。继父很少用这种语气，他大部分时候温和、客气，但“务必”没有商量的余地，是已经替她决定好了的，是她只能照做不能拒绝的。这顿饭有什么特别的，也许有事要宣布，也许有人要介绍，也许只是继父忽然想起自己有这么一个继女、应该履行一下家长的职责。她请了半天假，打车过去，傍晚时分到达别墅门口。
王姨开的门。
“小祝来啦，快进来，大家都等着呢。”
其实还差五分钟。但在这个家里，准时是不够的，早到才是对的：早到十分钟，才能证明你把这顿饭放在心上，才能证明你在乎这个家，才能证明你在乎坐在饭桌边的那些人。差五分钟到，和迟到没有区别。她换了鞋，跟着王姨往餐厅走。
饭桌上坐着四个人。继父，母亲，黎栗，还有她。
继父在主位。八年了，从她第一次在这张桌上吃饭开始，这个位置就没变过。母亲在他右手边，侧着身子，随时准备给他布菜、倒茶、接话。黎栗在继父左手边，她在黎栗对面。他们隔着整张桌子，中间是转盘，是菜，是吊灯投下的一圈光。桌子是圆的。圆桌，团圆，和和气气。但这个圆把每个人嵌在固定的位置上，八年了，没有人挪动过。
桌上摆了一圈菜。正中央是砂锅，牛腩炖萝卜，咕嘟咕嘟冒热气，继父喜欢的。旁边是清蒸鲈鱼，葱丝姜丝铺在鱼身上，还没淋热油。一盘盐水毛豆，一盘凉拌黑木耳，一盘蒜蓉西兰花。靠她这边放着一碟剁椒鱼头，红艳艳的辣椒堆成小山，油汪在盘底——全家只有她吃辣。还有一小碗香菜拌豆腐，香菜切成细丝铺满碗面。
继父在说话。公司的事，高尔夫的事，上周在哪个饭局上遇见了谁。他的声音填满整张桌子，填满整个餐厅。母亲偶尔接一句，笑着，点头，替他把话圆过去。黎栗安静吃饭，勺子在砂锅边缘刮了一下，舀起一块萝卜。祝辞鸢低头吃，筷子伸向剁椒鱼头，夹起一块鱼肉，辣油沾在筷尖，放进嘴里，舌尖发麻。这种麻让她有事可做，不用开口，不用抬头，不用加入那些她插不进去的对话。
“鸢鸢最近工作忙不忙？”母亲问。
“还好。”
“那个项目做得怎么样？”继父把话题转向她，她愣了一下才反应过来他指的是什么——她上次回来的时候随口提过一句，没想到继父记住了，或者说，母亲替她记住了然后告诉了继父。
“挺顺利的。”
“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？”
最后这一句是黎栗问的。她抬起眼睛看他。灯光落在他脸上，勾勒出分明的轮廓，眉骨高，眼窝深，眼睛黑得像一潭没有底的水。他为什么要问这句话？是继父示意他问的？是母亲暗示过他？还是他自己想问的？她看着他的眼睛，试图从那潭深水里读出一点什么，但什么也读不出来。
“没有。”
她低下头去，筷子又伸向那碗香菜豆腐，夹起一块。香菜丝挂在豆腐边缘，嫩白的豆腐，翠绿的香菜，她一起送进嘴里。三个问题，三句回答，然后饭桌上只剩下继父的声音继续响着，像一条永远不会断流的河，从这头流到那头，淹没所有其他的声音，淹没所有其他的存在。
她用眼角的余光看见黎栗的手搁在桌沿上。那只手很好看，手指修长，骨节分明，指甲剪得齐整干净。他的手和她的手之间隔着小半张桌子，隔着那盘还剩大半的蒜蓉西兰花，隔着八年的时间，隔着一条她永远不会试图跨越的线。
这段距离从她第一次在这张桌上吃饭开始就没有变过。她那时候十五岁，刚刚失去外婆，刚刚从镇上搬进城里，刚刚住进这栋她从未想象过自己会住进来的房子。她在这张桌上吃的第一顿饭是什么，她已经记不清了。但她记得那种感觉——那种局促的、手脚都不知道往哪里放的、拼命想让自己显得自然却怎么也自然不起来的感觉。八年过去了，这种感觉从未消失过。
吃完饭她说要走了，明天还要早起上班。这是一个完美的借口，无懈可击的借口，没有人能够指责一个第二天还要早起上班的人不在饭后多待一会儿。母亲送她到门口，往她手里塞了一盒月饼。
“王姨做的，你带回去吃。”
“替我谢谢王姨。”
盒子是纸做的，上面印着“花好月圆”四个烫金的大字，金粉有些脱落了，蹭在她的指腹上，亮闪闪的。她捧着盒子，感觉到里面的重量，大概有六块或者八块，蛋黄莲蓉的，或者五仁的，或者豆沙的，王姨每年做的口味都不太一样，但分量总是很足，总是够她吃上很长一段时间——如果她真的会吃的话。
母亲站在门口，看着她一步一步走远，她的身影在玄关的灯光下拉得很长。祝辞鸢没有回头。她从来不在这种时候回头。回头就意味着犹豫，犹豫就意味着软弱，软弱就会让她说出一些不该说的话——比如我其实不想走，比如我其实有点想留下来再坐一会儿，比如我其实有点想念你，妈妈，尽管我从来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这些话。
那盒月饼后来被她塞进冰箱最里面的角落，和一盒过了期的牛奶、半块干掉的芝士蛋糕挤在一起，做起了领居，成了冰箱深处那些被遗忘的东西中的一员。她每次打开冰箱门都会看见它，但她很少会把它拿出来。偶尔想起来的时候会吃上一块，坐在出租屋的小饭桌前，一个人对着窗外发呆，咬一口蛋黄莲蓉，甜腻的馅料在嘴里化开，外面的夜色一点一点浓下去。但大多数时候，她会忘记它的存在，就像她会忘记很多事情的存在一样。等她再想起来的时候，月饼已经过了保质期，蛋黄上长出了一层灰绿色的霉斑，像是某种从内部开始腐烂的东西终于露出了本来的面目。她把整盒月饼扔进垃圾桶里，纸盒砸在袋子底部，发出闷闷的一声响，然后就什么都没有了。
这次是十二月，快到年底了。
母亲打电话来，说家里收拾出来几件她以前的旧衣服，问她要不要回来看看，要的话就带走，不要的话就让王姨收拾了送人。旧衣服只是一个借口，她心里清楚得很。母亲需要一个理由把她叫回去，这个理由不能太重——太重了会给她压力，会让她觉得被强迫，会让她产生抵触情绪；也不能太轻——太轻了她可以轻易推掉，可以说工作忙走不开，可以找一百个借口不回去。旧衣服刚刚好享。不轻不重，不痛不痒，回来就回来，不回来也不算什么大不了的事，谁也不会因此伤心，谁也不会因此失望。母亲总是如此的，把一切都安排得妥妥帖帖，让人挑不出任何毛病来，让人找不到任何拒绝的理由。 ↑返回顶部↑
说长不长，说短不短，刚好够让一切都变得有点陌生，又不至于完全忘记。从这里搬出去以后，家就变成了一个需要“回”的地方，变成了一个和她的日常生活毫无关系的地方，变成了一个她可以完全不去想、却偶尔会突然想起的地方。她与这栋房子之间隔着一段距离，那种距离不仅仅是地铁站数或者公里数可以衡量的。偶尔在地铁上，在公司茶水间接热水的时候，在出租屋夜里醒来盯着天花板的时候，这栋房子会闯进她脑海里。院子里的桂花树。餐厅正中央垂下来的那盏吊灯。楼梯拐角挂着的那幅她从未仔细看过的油画。念头停留几秒，然后消散，像水面上一圈涟漪，荡开，没了踪影。她继续挤地铁。继续加班。继续一个人吃饭，一个人洗澡，一个人躺着刷手机，直到睡意把她拖进黑暗里。
这样挺好的。她对自己说。不用看任何人的脸色，不用猜任何人的心思，不用在饭桌上努力找话说，不用在每一个节日到来之前纠结要不要回去、回去了说什么、不回去又怎么解释。
上一次回来是中秋，继父订了一桌菜，说是家宴，让她务必回来。
“务必”是母亲转达的。继父很少用这种语气，他大部分时候温和、客气，但“务必”没有商量的余地，是已经替她决定好了的，是她只能照做不能拒绝的。这顿饭有什么特别的，也许有事要宣布，也许有人要介绍，也许只是继父忽然想起自己有这么一个继女、应该履行一下家长的职责。她请了半天假，打车过去，傍晚时分到达别墅门口。
王姨开的门。
“小祝来啦，快进来，大家都等着呢。”
其实还差五分钟。但在这个家里，准时是不够的，早到才是对的：早到十分钟，才能证明你把这顿饭放在心上，才能证明你在乎这个家，才能证明你在乎坐在饭桌边的那些人。差五分钟到，和迟到没有区别。她换了鞋，跟着王姨往餐厅走。
饭桌上坐着四个人。继父，母亲，黎栗，还有她。
继父在主位。八年了，从她第一次在这张桌上吃饭开始，这个位置就没变过。母亲在他右手边，侧着身子，随时准备给他布菜、倒茶、接话。黎栗在继父左手边，她在黎栗对面。他们隔着整张桌子，中间是转盘，是菜，是吊灯投下的一圈光。桌子是圆的。圆桌，团圆，和和气气。但这个圆把每个人嵌在固定的位置上，八年了，没有人挪动过。
桌上摆了一圈菜。正中央是砂锅，牛腩炖萝卜，咕嘟咕嘟冒热气，继父喜欢的。旁边是清蒸鲈鱼，葱丝姜丝铺在鱼身上，还没淋热油。一盘盐水毛豆，一盘凉拌黑木耳，一盘蒜蓉西兰花。靠她这边放着一碟剁椒鱼头，红艳艳的辣椒堆成小山，油汪在盘底——全家只有她吃辣。还有一小碗香菜拌豆腐，香菜切成细丝铺满碗面。
继父在说话。公司的事，高尔夫的事，上周在哪个饭局上遇见了谁。他的声音填满整张桌子，填满整个餐厅。母亲偶尔接一句，笑着，点头，替他把话圆过去。黎栗安静吃饭，勺子在砂锅边缘刮了一下，舀起一块萝卜。祝辞鸢低头吃，筷子伸向剁椒鱼头，夹起一块鱼肉，辣油沾在筷尖，放进嘴里，舌尖发麻。这种麻让她有事可做，不用开口，不用抬头，不用加入那些她插不进去的对话。
“鸢鸢最近工作忙不忙？”母亲问。
“还好。”
“那个项目做得怎么样？”继父把话题转向她，她愣了一下才反应过来他指的是什么——她上次回来的时候随口提过一句，没想到继父记住了，或者说，母亲替她记住了然后告诉了继父。
“挺顺利的。”
“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？”
最后这一句是黎栗问的。她抬起眼睛看他。灯光落在他脸上，勾勒出分明的轮廓，眉骨高，眼窝深，眼睛黑得像一潭没有底的水。他为什么要问这句话？是继父示意他问的？是母亲暗示过他？还是他自己想问的？她看着他的眼睛，试图从那潭深水里读出一点什么，但什么也读不出来。
“没有。”
她低下头去，筷子又伸向那碗香菜豆腐，夹起一块。香菜丝挂在豆腐边缘，嫩白的豆腐，翠绿的香菜，她一起送进嘴里。三个问题，三句回答，然后饭桌上只剩下继父的声音继续响着，像一条永远不会断流的河，从这头流到那头，淹没所有其他的声音，淹没所有其他的存在。
她用眼角的余光看见黎栗的手搁在桌沿上。那只手很好看，手指修长，骨节分明，指甲剪得齐整干净。他的手和她的手之间隔着小半张桌子，隔着那盘还剩大半的蒜蓉西兰花，隔着八年的时间，隔着一条她永远不会试图跨越的线。
这段距离从她第一次在这张桌上吃饭开始就没有变过。她那时候十五岁，刚刚失去外婆，刚刚从镇上搬进城里，刚刚住进这栋她从未想象过自己会住进来的房子。她在这张桌上吃的第一顿饭是什么，她已经记不清了。但她记得那种感觉——那种局促的、手脚都不知道往哪里放的、拼命想让自己显得自然却怎么也自然不起来的感觉。八年过去了，这种感觉从未消失过。
吃完饭她说要走了，明天还要早起上班。这是一个完美的借口，无懈可击的借口，没有人能够指责一个第二天还要早起上班的人不在饭后多待一会儿。母亲送她到门口，往她手里塞了一盒月饼。
“王姨做的，你带回去吃。”
“替我谢谢王姨。”
盒子是纸做的，上面印着“花好月圆”四个烫金的大字，金粉有些脱落了，蹭在她的指腹上，亮闪闪的。她捧着盒子，感觉到里面的重量，大概有六块或者八块，蛋黄莲蓉的，或者五仁的，或者豆沙的，王姨每年做的口味都不太一样，但分量总是很足，总是够她吃上很长一段时间——如果她真的会吃的话。
母亲站在门口，看着她一步一步走远，她的身影在玄关的灯光下拉得很长。祝辞鸢没有回头。她从来不在这种时候回头。回头就意味着犹豫，犹豫就意味着软弱，软弱就会让她说出一些不该说的话——比如我其实不想走，比如我其实有点想留下来再坐一会儿，比如我其实有点想念你，妈妈，尽管我从来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这些话。
那盒月饼后来被她塞进冰箱最里面的角落，和一盒过了期的牛奶、半块干掉的芝士蛋糕挤在一起，做起了领居，成了冰箱深处那些被遗忘的东西中的一员。她每次打开冰箱门都会看见它，但她很少会把它拿出来。偶尔想起来的时候会吃上一块，坐在出租屋的小饭桌前，一个人对着窗外发呆，咬一口蛋黄莲蓉，甜腻的馅料在嘴里化开，外面的夜色一点一点浓下去。但大多数时候，她会忘记它的存在，就像她会忘记很多事情的存在一样。等她再想起来的时候，月饼已经过了保质期，蛋黄上长出了一层灰绿色的霉斑，像是某种从内部开始腐烂的东西终于露出了本来的面目。她把整盒月饼扔进垃圾桶里，纸盒砸在袋子底部，发出闷闷的一声响，然后就什么都没有了。
这次是十二月，快到年底了。
母亲打电话来，说家里收拾出来几件她以前的旧衣服，问她要不要回来看看，要的话就带走，不要的话就让王姨收拾了送人。旧衣服只是一个借口，她心里清楚得很。母亲需要一个理由把她叫回去，这个理由不能太重——太重了会给她压力，会让她觉得被强迫，会让她产生抵触情绪；也不能太轻——太轻了她可以轻易推掉，可以说工作忙走不开，可以找一百个借口不回去。旧衣服刚刚好享。不轻不重，不痛不痒，回来就回来，不回来也不算什么大不了的事，谁也不会因此伤心，谁也不会因此失望。母亲总是如此的，把一切都安排得妥妥帖帖，让人挑不出任何毛病来，让人找不到任何拒绝的理由。 ↑返回顶部↑